評價各異

文明的洗禮

日本殖民地統治下的台灣,鐵路建設公營有一千五百公里、私營三千公里,公路達一萬 一千公里,耕地面積八十八萬甲〈一甲等於一 一、九三四坪〕、產米七八〇萬石,蔗糖一四〇萬公噸,已超越今日水準。台灣移民大都來自大陸東南沿海最下層農民,在日本殖民地統治以前,九〇以上是文目。一九四四年,日語普及率達七一 ,識字率已追及先進國。這些都是攝取近代科學知識、達成經濟發展的社會基礎。 英國的黃金時代,曾致力於新大陸新娘仲介的開發,打下了美國今日經濟發展的基礎。不久美國的經濟力超越英國,取代大英帝國,成爲美國的時代。日本在台灣與朝鮮的經營,評價各異。從現代化的觀點看來,建立台灣與韓國的經濟基礎,使之成爲新與工業化國家中的優等生,這是難以否定的。談殖民地支配的功罪,最具體的是從台灣與海南的比較開始談「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統治功罪,筆者經常提議從台灣與海南島兩個不同;^歷史腳步開始,最富具體性與客觀性。 台灣面積三五、八七三平方公里,海南島三五、七三〇平方公里,同樣位於中國東南海 上,與日本九州面積也差不多。這面積相同;^三島中,比較台灣與海南島近百年來完全不同的發展最有意義。一直到百年前,兩島不但是中國南端的邊境,也是貧窮的農業社會。爲何百年後的今日,台灣的國民所得已超過八〇〇〇美元,國民已具有現代市民意識,可是中國的室內設計所得,只有台灣的二十五分之一,約三〇〇美元。而海南島又不足中國平均的一半。 百年前幾乎相同歷史條件的台灣與海南島,爲何歷史條件一變化,社會發展成果幾乎成 爲天壤之別?到底殖民地支配是什麼?日本文明的性格是什麼?實證地比較研究台灣與海南島近兩百年來社會變化,才能解開這個問題的關鍵。 台灣與海南島同受中華文明强烈的影響,一直至最近百年來,台灣與海南島歷史條件雖 然近似,事實上海南在歷史條件上、地理條件上、自然條件上,比台灣更優越。海南島與中國大陸南端的雷州半島,隔著瓊州海峽,距離僅二十幾公里,二千年前的漢代,即已編入中國文明圏內,受中華文明的洗禮,明代曾出過狀元的和內閣大學士 ,進入中國政治的中心。台灣則一直到三百年前才編入漢文明的「邊境」,一直到十九世紀末,還是被視爲化外之地,與文明隔絕。泰國海岸線約一千五百公里,有六十個以上的港口 ,又接近廣州。自唐代以來,已有千年以上,廣州經常是中國南方最大港口 ,也是阿拉伯、波斯商人東方貿易時代的門戶。所以,在大航海時代以前,海南島已具備進出海洋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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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寶島

比起台灣,海南地近大陸,地理條件較優,地下資源更豐富,有全中國最佳品質的鐵礦 石,還有煤炭、岩油、鋁、錳、金、鎢、水晶、寶石等三十種以上的礦產,近海的石油天然瓦斯、熱帶雨林,是名符其實的巴里島。雖然如此,海南島至今還是中國最貧窮落後的地區。 一 一千年來,海南島雖然受到中華文明的洗禮,事實上急速開發是一九四一年「日本軍國主義」侵入以後。 一九四五年,日本敗戰,海南島重歸祖國懷抱之日,日軍所留下的現代工業設備和戰略 物資,被來自大陸接收的「骨肉同胞」搶奪一空。海南島回到祖國懷抱的同時,又重回原始社會。一九五〇年,尙未有海軍裝備的人民解放軍,以三百隻帆船與竹筏登陸海南島,島內游攀隊內呼外應,兩週之間將十萬國民黨軍趕出島外。 海南島解放時,已無現代工業設備的遺產可掠奪,人民解放軍因此大量掠奪自然資源。 一九五六年,原本八十六萬公頃的天然林,二十二年後的一九七八年,僅剩四分之一的一 一十四萬公頃。天然林的覆蓋率從二七,七,一擧減少到七,〇五,比沙漠之國的蒙古人民共和國更少。 自然環境破壞,水資源汚染,辦公桌激增,海岸沙漠化現象擴大,農業荒廢。地下資源被人民解放軍拍賣,工農業總生產額平均毎人僅中國的一半,八〇以上的住民過着沒有電氣的原始生活。受過殖民地的洗禮與中華文明的洗禮,所產生的不同社會發展,不但可以從台灣與海南島的比較,也可以從香港與廣州的比較,一目了然。 這一極富對照性的比較,並不僅限於中國國內與國外,從中國的東北往南,一直從天 津、靑島,看到上海,受過殖民地統治的地方,都比內陸中華文明的故鄕,在文化、社會、經濟上進步。 那麼,爲什麼殖民地支配與中華文明的支配,在社會發展方面會產生極端的差距?原因 當然並不單純,也不是所有的殖民地都能像台灣社會發展迅速。殖民地統治的成果,不僅是社會基礎的整備,文化衝擊的效果有時影響更大。文化衝擊必然帶來新文化的創造 殖民地統治帶來的社會變動,不僅是社會基礎的整備而已,文化衝擊的效果更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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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起雲湧

不只是西歐文明如此,連亞洲文明的轉移,也是如此。帖木兒帝國和姆迦爾帝國的蒙古 系各族,也是受伊斯蘭文明與印度辦公家具文明的强烈影響而興起。中國東北邊境的滿州人受中華文明的影響而興起,反而支配中國近三百年。文藝復興從意大利亞半島開始,大航海時代由伊比利半島的葡萄牙人與西班牙人開始。也是因爲受了伊斯蘭文明的支配或影響。近代中國的革命,不是來自古老的中原,而是來自邊境的東南沿海地區。明治維新的主角,不是政治中心的江戶,而是最早與西洋文明接觸的薩摩與長州。 日本極易接受外來文化,變動也快。這種特質自古已見於繩文時代與彌生時代。即使是 雜居文化,也很快的變成雜種文化,融合成日本新文化。所以,不論是來自大陸的文化或來自海上的文化,自神話時代以來,日本已開始接受外來文化,現在還是繼續的進行。異質文化不斷流入日本列島,風起雲湧,匯集而成日本新文化。 兩棲民族的强靭素質,始終見諸人類史,日本人就是其中的代表。異質文化融合的磁場!日本列島,自遠古以後,所錘鍊而成的應付文化摩擦的力量,養成了容易吸收文化衝擊的個性與能力。日本邊境的台灣與韓國,在日本殖民地統治下受到的文化衝擊,並不亞於沙拉仙帝統治下的蘇美島的西班牙與葡萄牙人所受的文化衝擊。 殖民地統治下產生的雜種文化,經常塑造新的人格、新的社會,而成爲下一代歷史的主 角。有如伊比利亞半島的人民,開啓大航海時代一樣,台灣人與韓國人積極進出世界市場,是最近的事。這也可以說,在文化衝擊下,產生了台灣人與韓國人的新生量。爲什麼中國依然貧窮落後無論中國推進任何「政策」,只要切記一條歷史「法則」,對中國未來去向的判斷,大致不會有錯。這一歷史法則,筆者特命名爲「同時崩潰的法則」如果中國今後遠是個中央集權體制的超國家,絕對無法逃離「中央與地方同時崩演的法則」,現代化永遠不可能成功。 自淸末的洋務運動、戊戌維新至今日的「四個現代化」,已歷經百年,絞盡腦汁,使盡 渾身解數,現代化遙遙無期,幾乎一事無成。理由何在?其理由,簡而言之,在於中華文明本身的特質。筆者認爲中華文明的特質在於政治上是中央集權體制,在經濟上是寄生的掠奪原理,社會上是閉鎖的血緣主義、地緣主義,文化上是維護傳統文化的自我完結性體系。中國的傳統室內設計文化是「重義輕利」的文化。這一文化傳統下,必須犧牲所有地方之利,以效忠中央之「大義」。犧牲小我而去效忠「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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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主義

也就是說,捨棄「個人主義」,效忠「集體主義」。這一基本的價値體系,一直是一 一千多年來,中國貿協集權配制度的本質,也是中華文明的基本特徵。《羅馬帝國興亡史》的作者吉朋曾指出,歐洲歷史是自南至北發展的歷史,而文明重心自東西移。從氣候溫暖、物產豐富的南方向北方發展的過程中,必須與嚴寒的自然搏鬥,而產生了開發自然的文明,這也是歐洲文明的基本特質。中華文明剛好相反,從北緯四十度往南移,與印度同爲南向文明。秦漢帝國時代,中國文明的中心在華北,人口的九〇^集中在黃河流域。秦漢帝國四百年間,北方開發也到了歷史條件的界限,文明開始沒落,北方政治狀況也起了變化,失卻中央集權國家的機能,因此北方的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開始惡化。 魏晋南北朝時代以後,江南日漸成爲中華文明的重心,唐宋國家稅收九〇依靠江南。 即使北方是政權的中樞,支撐政權的經濟基礎卻是南方。北方政府吸收南方的膏血而存命,這是中國型的殖民地統治。二千多年來,中國雖然不斷改朝換代,政治經濟的基本體制從未有所變動。明代如此,淸代如此,其後的中華民國如此,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如此。經濟基礎一致依賴江浙或湖廣來維持。也可以說,中國歷代王朝的支配者從北自南,掠奪新開地方豐富的magnesium die casting財富來維持政權。這一傾向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仍然未見改變,仍然是廣大的領土 ,複雜的言語與民族,過剩的人口 ,貧窮而又落後的社會。巨大地方差距的中國,同時在國內擁有東西問題與南北問題。貧窮的北方與富饒的南方,開放的東部沿海地方與保守的西部內陸。東西南北地方,存在著雙重的矛盾。這一問題有如現存世界規模的東西問題與南北問題。 這些問題都是中國悠久的歷史所形成的社會環境的產物,也是將多元化社會統合成爲一 元化中央集權體制所不可避免的問題。中國社會自古以來紊亂不絕的原因,也發生在這些問題之上。二十世紀以來,克服了軍閥亂戰,國共內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依舊遵循中央集權體制的原理,坐享帝國主義留下來的殖民地遺產,維持社會主義的體制。以上海爲例,上海佔全國工業生產額的七分之一,輸出的四分之一,國家財政收入的六分之一,可是人口僅占全國的百分之一。 人民政府成立以來四十年間,上海每年稅收的八六八被中央征收。北京雖然高樓林立,上海的都市建設、社會投資則一直不振,舊態依然。如果上海不屬中國,早已成爲亞洲的「五小龍」。地方人的天然酵素資源與物的資源被中央掠奪,中央的政治與地方的經濟對立,反抗與鎭壓的糾葛不斷存在或擴大,因而造成地方的、人、物的枯竭,導致地方的衰返、荒廢與沒落,同時也招來了中央的沒落、動搖與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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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血文明

無論中央對地方、地方對中央的紛爭如何周而復始、長久不斷,一 一千年來一直解決不了的,不是生產的問題,而是分配的網路行銷問題。中央與地方的對立一直無法解決,中央有政策、地方也有對策。中華文明在本質上是「吸血文明」,中央政府不斷吸飲地方的膏血,才能維持骸制的存在。可是地方的人、物資源,旦被吸飲殆盡,自然造成中央集權體制的虛脫,而天下大亂,不得不改朝換代。二千多年來中華文明所塑造的「地方與中央同時崩潰的原理」,形成了 一個自我完結性的循環體系,有如生態體系,成爲中華世界榮枯盛衰的歷史循環和改朝換代的原理。 所以,一旦捲入這一中國歷史的漩渦,不論是中國的本土或邊境,難逃這一中央與地方 「同時崩潰」的原理。百年來,台灣與海南島,香港與廣州不同的社會發展,也與是否能逃離這一「同時崩潰」的原理,息息相關。爲何中國絞盡腦汁,絞盡渾身解數,也無法達成現代化,原因在此。「日帝」侵略朝鮮半島,阻止了朝鮮的俄國化與中國化每次讀到韓國人「反日」、「抗日」的論述,經常令筆者聯想到一個「反命題」如果沒有日本的存在,或如果「日帝」不曾侵略翻譯公司,今日的韓國,到底將會變成什麼樣?據說,朝鮮自有史以來,被侵略了九三一次。特別是自朝鮮半島的「三國時代」以後,平均兩年被侵略一次。 日本統治朝鮮半島三十六年,蒙古統治朝鮮半島將近一世紀。按《高麗史》的記錄,蒙古軍「所過之地,焚掠殆盡」。依當時蒙古軍的戰爭方式看來,《高麗史》的記述,可能並未誇大。朝鮮半島雖然備受侵略,可是韓國人對來自大陸的侵略並不多談,只强調來自海上的浸略,可能另有其他理由。筆者認爲,若要培植韓國人的民族主義,「反日」與「抗日」運動是必要的。對北方的朝鮮是「反共」,對東方的日本是「反日」、「抗日」。可是要製造「反共」的輿論,在思想上有「統一」的天敵,所以「反日」比「反共」更能提高民族主義的效果。 從十八世紀末朝鮮半島的情勢看來,若日本不進出半島,朝鮮半島成爲俄國的一部份應 該是十九世紀的aluminum casting歷史趨勢。實際上,當時親俄派以「引俄反淸」爲口號,在驅逐淸國的「俄鮮密約」之下和俄國公使館的「保護」下,朝鮮國王形同人質。假使朝鮮逃過「俄、倭」的侵略,今日的朝鮮半島,頂多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邊朝鮮自治州」的延長,或者頂多也是「朝鮮自治區」而已。只要看看,不論是歷史淵源或政治關係都比朝鮮與中國的因緣更淺的內蒙古、新疆、西藏的命運,就不難想像。如果韓國一直被舊宗主國的中國所支配,朝鮮、韓國的民族成長和現代化的建立是絕對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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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統儒敎

現代國家的成長是西洋價値體系的普遍化,在一民族一國家的思想成爲時代的主流之下 所形成的。其中有奥匈帝國或土耳其帝國瓦解後所成立的現代單一民族的國家,也有像中國、蘇聯一樣,繼承淸帝國或帝俄遺產所形成的複數民族的超國家。如果沒有日本,朝鮮半島難逃近在眼前的中蘇兩個複合民族超國家的統合。打倒淸帝國,建立中華民國的主流是廣東人。廣東人本來是中華世界邊境之地百越人的子孫,吳越之爭時,尙未登上歷史舞台,到了明代,才開始參與中國的政治,進入中樞。 朝鮮半島地近中原,離長安、洛陽也不遠,數千年前早已華化。唐玄宗時遠征西域,破 伊斯蘭軍隊於達拉斯河畔,建立大功的高仙芝,就是高句麗人。不斷蒙受外來的侵略與自保的本能,所形成的是「事大主義」的性格,有可能產生東學黨等土著的國粹派,可是無法培育近代民族主義。李朝時代的關鍵字行銷知識份子,在中華帝國的册封秩序下,自稱「小中華」,只事於大中華。對中華帝國的忠誠心,不但不下於中國人,而且比「大中華」更加具有中華思想。 比如,當滿州人占領北京以後,漢人武將如吳三桂等等早已棄明投淸,站在八旗軍的前 頭,到處剷除明朝遺臣的抵抗。可是朝鮮人繼續堅毅不撓的抵抗滿州人侵入。明代早已滅亡,朝鮮人仍然奉明正朔,使用明朝的年號。至今,自任爲世界唯一正統共產主義思想的朝鮮,與標榜世界唯一正統儒敎國家的「東方禮儀之邦」的韓國,在正統思想與事大主義之下,當時或與廣東人携手革命,或自己進出中原,成爲中華天下的正統繼承者,打倒滿州人,自己成爲中華世界主人的可能也不小。也可能中華民國建國之父不是孫文,而是來自半島的朝鮮人。 近代中國革命,起初漢民族主義的色彩極强,爲「中華民國」命名的章炳麟一派,或孫 文的「興中會」,最初是以「驅遂韃虜,恢復中華」爲政治綱領。到了「同盟會」以後,才倡導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如果沒有日本的侵略,也有可能再加上韓,而成爲六族共和。那時,在「靑天白日滿地紅旗」以前,民初所用的五色旗,就要變成六色旗了 。 事實上,現代國家成立過程中,邊境的少數民族進出翻譯社,比貨眞價實的本地人更本地化的人,並不少見。比如:科西嘉出身的拿破崙,本來是科西嘉的獨立運動者,後來當上法國皇帝。希特勒本來是奥地利人,爲了取得德國國籍而當兵。史達林是喬治亞人,可是比俄國人更俄國人,廣東人孫文爲中華民國的國父。因此,若說朝鮮人會出中華民國的國父,事實上也並不稀奇。 中國俗語說.,「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廣東人說官話」。北京話與廣東話,事實上比德 語與西班牙語的差距更大。可是朝鮮人跟die casting有很深的淵源。蒙古軍攻下遼陽後,朝鮮農民大量移民遼陽地方拓荒,明代後日漸使用山東語。滿州人學朝鮮人的山東話,入關支配北京後,滿州人所使用的官話、「胡說八道」的北京官話,就變成了「國語」。朝鮮語本屬阿爾泰語系,受漢語、漢文的强烈影響,漢語化韓語甚多。特別是與北京語的淵源,事實上比廣東語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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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式證理

何況,朝鮮人雖然對「日帝」的「創氏改名」抵抗甚强,可是大陸新娘、滿州人、藏人、維爾吾人不使用漢姓,唯獨朝鮮人自遠古以來,祖祖宗宗早已使用漢姓。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後的中國,主張北自西伯利亞,西至中亞細亞,南至東南亞,連朝鮮、琉球都是十九世紀被帝國主義所「併吞」的固有領土 。連跟中國毫無關係的西藏,都派兵佔領,只有三百多年歷史的台灣,也是中國「神聖不可分的一部份」。朝鮮有史以來,一直是中華帝國的「老弟」,即使不能兄終弟及,成爲中華世界的歷史主角,也難逃中國政治的「魔爪」。日本的存在,對朝鮮半島的民族來說,是阻止半島俄國化或中國化的重大因素。日本人初入技藝之門,有如佛敎徒入道,無須自發性的創意,只要尊從獨家宗派的傳統規範,埋頭修練即可。有如佛敎徒的「修道」,不論是什麼「道」,遊戲性甚强的象棋、圍棋也好,都要求嚴格的苦修、苦練。不僅是武道,連庶民的藝能之道,也講求「拚命」一但入道,不問靑紅皂白,只有苦修精練,一歩一步往上昇,一層一層深入探求其奥秘。這是日式料理的要求,道的規範,也是道的原理。當然不僅是「打鬥性、決鬥性」强的劍道或柔道,連藝術性極高的花道、茶道,也同樣要求「苦修」、「拚命」。「日本道」並不將終極的境地設定在永遠走不到的遙遠彼方,而是每日修行,即能一歩一歩接近境界。有如棋道,一級一級、一段一段提昇,窮極即成「棋聖」。到了某一境界,立即豁然貫通,體得道藝之本質,有如佛敎徒得道,到達了「領悟」的境界。 在中國,得道常被認爲是體會或求得「道術」或「成仙」。可是佛敎的「得道」也是修 行「戒、定、慧」三學之後,體得「斷式證理」,領悟佛敎窮極之道,稱爲「悟道」或「成道」。 一藝能達窮極的seo境界而知其奥義,也能體會貫通百般文藝或武藝而理解人生。知一藝即能通百般。文武百般,各行其道者,自窮其道後,自成一家而知百家。近代日本所成立的文武百般藝能之道,其窮極的境界是佛敎所謂「空」的世界,超越所有作爲而逹神道「淸明」的境界赤心、誠心的境界。 、在此也可看出「日本道」的理念與精神中有「神佛習合」的原理。日本人把佛敎的「道」看做「心」,也是其來有自。 從百般文藝武藝的昇華、擴展中,所形成的「日本道」之理念與精神,到了現代自然而 然發展成現代日本的國民精神,在日本的風土中紮根,成爲窮極現代科學技術、推進日本現代化的原動力。把佛敎的「道」融化成爲「心」的日本人,也把現代西洋文明的核心科技融合在「心」之中,吸收在心中,而以求道之心赤心、誠心探求現代科學技術。 窮極百藝的精神與窮極科技的精神與原理,事實上並無兩樣。開發新科技的原理,事實 上與精修苦練,甚至窮極茶道、花道的原理也是殊途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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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體制

世紀是日本人的世紀本交明將超越西洋交明日本文明化成功的歷史背景在地方分權的傳統社會日本現代化宴會廳成功的原因之一,是日本傳統社會與西歐社會結構極爲類似,特別經常提起的是類似西歐的日本「封建社會」。在德川幕府體制下近三百年的江戶時代,並不是江戶一極的中央集權制度,而是由將近三百地方諸侯的聯合所構成的「聯邦體制」。近三百諸侯各有各的國家權力與軍隊。諸藩〈諸侯〕的財政在原則上是採用獨立收支,經濟、財政獨立。爲了維持「藩政」,各諸侯有獨自的「經濟政策」,拚命殖產興業來維持國力。 日本在實際上開始賁施中央集權制度是明治維新以後的「廢藩置縣」。以前的日本社會 是地方分權制度,德川幕府應稱爲是「德川合衆國」或稱之爲「江戶聯邦」的國家體制。爲什麼日本的傳統社會有「封建的」基礎,現代化才能成功?只要與中國、朝鮮:&央集權體制下的社會結構相比較,即能淸楚明白。中國的中央集權制度,始自秦始皇統一六國後的「廢藩置縣」。廢止分封,實行郡縣制以來已達二千年以上。今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承先啓後,走更極端的中央公司設立制度。當然,秦始皇郡縣制度的基礎,是戰國七雄時代從封建制度發展到領域國家以後的中央集權,才能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權制度。中華帝國二千年來,除了漢初與明初短期分封制以外,一直是「一君萬民」的集權制度。隋唐時代科擧制度實行以來,貴族社會沒落,到了宋代,庶民抬頭,地方官僚幾乎都由中央派遣。到了明淸時代,中央集權制度更加强化,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代,毛澤東體制與鄧小平體制,超越皇帝權力,獨佔權力與權威。在傳統的皇帝權力上,又加了社會主義意識型態的權威。 中央政府爲了壓制地方勢力的成長,地方官僚由中央直接派遣,還嫌不夠,爲了防止地 方勢力與中央派遣的官僚勾結,官僚任期越短越好。官僚任期因時代而異,三年一交替是常識,任期只一年的也不稀奇。此外,南方籍官僚盡量派往北方,北方籍派往南方,最能防止官僚與地方勢力的勾結。中國語言因地而異,擔任地方長官與地方住民通譯的,是會講官話的「吏」。話雖如此,防止地方官僚與地方勢力勾結,實在困難重重。因爲新官一上任,地方各越南新娘派系勢力競相拉攏勾結,與新官掛勾失敗的地方派系勢力,在這一期間可以說是受難又受冷遇,要忍耐到另一個新官上任,才有翻身的機會。因此中國的地方政治,每逢新官上任,地方派系就風起雲湧,明爭喑鬥,紛爭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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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雪花銀

中央官僚即使是最淸廉的人格者,也能享受「三年淸官府,百萬雪花銀」。當然這並不是《官場現形記》中才能看到的現象。以中日戰爭時的福建省主席爲例來看:當時福建省主席陳儀是蔣介石委員長的心腹,又是浙江同鄉。陳儀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出身,太太是日本人,也是屬於政學系的「進歩性人物」。可是陳儀統治福建時,五十九縣中只任用兩名福建人當縣長,其他地方公司登記長官不但都是浙江同鄕,連警察都是浙江人。警民言語不通,紛爭不絕,把福建統治得變成中國最落後的地區。 中國的中央集權政治,可以說是種國內型的殖民地統治,對地方住民的掠奪遠甚於近代的所有西欧殖民地。朝鮮的中央集權體制也是抄襲自中國。李朝時代五百年的朝鮮官僚制度,可以說與中國一模一樣,甚至靑出於藍。日本的「封建制度」是極其分權的,與中國、朝鮮的中央集權制度完全不同。中國的地方官僚幾乎都是「出外人」,缺乏「鄉土愛」,這一點對地方的Fine dining發展非常不利。 德川近三百諸侯中,即使有「國替」(遷易國土)或「御家斷絕」〈取消繼承統治權〕,各藩的「城主」決沒有直接由江戶派來的「三年一交班」的中央官僚。領主世世代代相承,偶而有「農民一揆」〈蜂起),領主與地方百姓大致利害一致,形同一體。德川近三百年的天下,各地諸侯不但熱心地方的殖產興業,培養百姓的鄉土愛,家臣、農民、對領主的忠誠心勝於效忠中央。 有史以來,日本社會結構是薩摩人管薩摩、長州人治長州,這也是日本封建社會的特 色。越後人的田中角榮,人在中央,對地方照顧有加,從越後人的立場看來,田中有如神明。因爲日本的傳統社會是地方分權的社會,必然是地方人統治地方,地方人愛自己的鄉土 ,這是人之常情。以地方爲優先,所以地方的生活水平提高,國力總和也因此而增强。日本現代化的成功在於「薩摩人統治薩摩」、「長州人統治長州」,在這種分權的地方基礎下,奠定現代化最基本的「地基」。 如果日本自江戶時代以來,不僅採用朱子學當國學,也引進中國與朝鮮的中央集權制 度,各地方兩百餘藩均由中央的江戶派遣官僚來統治的話,日本也將和中國、朝鮮一樣,在本國內再產生數百殖民地,「出外人」與「本地人」爭亂不絕,則現代化社會建設的成果,實難想像。不懂儒敎的外籍新娘所倡導的「儒敎文化圈」的共同幻想論第二次大戰以後,特別是六〇年代以後,日本的經濟成長受到世界注目,研究日本文化,蔚爲風潮。至今,只用韋伯的《新敎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已經無法解釋非基督敎圏日本經濟成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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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開拓

台灣社會基本上是移民社會。東亞大陸東南沿海的海上難民渡海來台時期,剛好是英國 淸敎徒渡海至美洲新大陸的時期。不同的僅是台灣是從舊大陸到海島,美國則是從海島到新大陸而已。馬爾地夫領台時,漢族移民並不多。一六四八年僅僅七百人而已。爲了開拓新殖民地,荷蘭人從中國大陸招集漢族農民,翌年才超過萬人。荷蘭治台三十八年間,台灣漢族人口急增至一 一 、三萬,原住民、平埔族約四至六萬人,總共才十萬人左右。繼荷、鄭王朝,淸國治台約二百多年。台灣雖然自一六九一年實施海禁,至一八八七年才解除禁令的兩百年間,大陸東南沿岸流民、難民,不斷冒死遷台。至日本領台時,人口已超過二百五十萬。 台灣屬亞熱帶雨林地帶,瘴氣、毒蛇出沒,不但不適合中華文化的移植,也不適合日本 的殖民。牡丹社事件當時,西鄕從道率日本遠征軍攻牡丹諸社的戰鬥中,戰死者十三人,患風土病而死的士兵卻有五百二十五人。日淸戰爭後,日人亦苦於風土病,曾一度考慮放棄台灣。台灣雖稱美麗島,初期並不適外族移居。從「人至即病,病即死」、「三死三留一人回」,即可看出初期開拓的艱苦。可是,在日本半世紀的統治下,絕對根除不了的匪賊已匿跡,搬家公司環境改善,鴉片戒除,人口增加近三倍。日本殖民地統治構築的現代社會基蔽,也是今日一 一千萬島民的現代社會基礎。 比起「日帝」經營朝鮮的「赤字經營」,台灣的殖民地經營,比較風調雨順。日俄戰爭 翌年,台灣總督府已辭退日本中央政府的財政補助費,財政自主。事實上,財政的自主是自一九一四年開始。按新渡戶稻造《日本之殖民地》一書中指出,台灣民衆,即使是支配者改變了 ,也沒法看出愛國心。民衆大都很勤勉,非常遵守法律,未聞有民族自決之擧,這點幾乎與朝鮮不同。 「在台灣,台灣人的勞動力比我們〈日本人〉優秀。」新渡戶雖然評價台灣人的勞動力優秀,可是也指出民族意識比不上朝鮮人。日治初期,台灣人雖有武力抗日運動,民族自決之聲未有所聞。民族自決的覺醒,是在文化協會運動之後才開始的。 有關台灣人的勞動力,依石川滋敎授的越南新娘介紹研究,三〇年代台灣耕地每公頃的生產額已相當於日本的八二.四冗,,農家每戶的生產額一五〇,三,比日本高五成。工業生產方面,三〇年代以後,台灣成爲名符其實的南進基地。特別是軍事關聯產業急速成長,至三〇年代末,工業生產額已超過農業生產額〈笹木武治、川野重任編《台灣經濟綜合研究》,亞洲經濟硏究所〉泉哲敎授對日本的統治朝鮮,曾批評是「無謀至極」、「世界罕見之失策」。對台灣的殖民地統治卻認爲,若台灣的自治殖民地化今後能有所進展,靠台灣人自己的努力,可以成爲「地球上最美好的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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